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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邓一光:我不可能 成为城市的同路人

2015-03-03 18:09 来源:长江日报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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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著名作家邓一光凭借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斩获郁达夫小说奖。从当年的英雄史诗写作,到现在的深圳城市书写,离开武汉整整5年的邓一光,有什么变与不变?

  最近,著名作家邓一光凭借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斩获郁达夫小说奖。从当年的英雄史诗写作,到现在的深圳城市书写,离开武汉整整5年的邓一光,有什么变与不变?日前,记者通过邮件专访了他。

  对武汉,谈不上离开

  2009年底,邓一光因为身体原因离开武汉,南下深圳。去深圳以前,邓一光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是“文学鄂军”的领军者之一。当被问起现在是否还关心湖北文坛的时候,他幽默地回答“我连头都在武汉剃,所以谈不上离开”。

  最近一年,邓一光的母亲连续住了4次院,他都是把老人送回武汉治疗,并顺便跟老朋友们见见面。这位蒙古族汉子天性豪爽,虽然并不喜欢喝酒,遇到老友却也力求宾主尽欢,“上次刚在天河机场落地,胡发云的电话就进来了,第二天晚上胡发云、冷军几个朋友把我拖到火锅店一顿猛喝,喝完再听冷军唱戏”。

  对于这种文化圈子里的友谊,邓一光挺珍惜。“湖北在历史上有过公安派、竟陵派,这两个圈子拿拟古风开刀,发前人之所未发,无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还是‘幽深孤峭’,他们极其重视精神层面的表达,在文体上‘一扫李王云雾’,这种圈子,没有什么不好”。

  邓一光在武汉还有个人工作室,今年,这个工作室作为联合出品方,参与拍摄了一部剧,这部剧的导演是著名武汉导演巴特尔。

  “我的工作室正在筹备拍另一部剧,还有一部电影,编剧也是武汉作家。”说到这些的时候,邓一光仿佛真的从未离开这里。

  小说完全写实,应该被开除

  到深圳后,邓一光用了一年的时间安顿生活,随后开始以中短篇小说的方式恢复写作。此前,他已有七八年时间没有写中短篇了。

  邓一光立志要写十部关于深圳的小说,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生活。他说:“卡尔维诺说过,城市是荒诞怪异的,对于城市这个大的概念,我进入不了。我只能试图用小说进入我的生活。”

  对邓一光来说,深圳是他当下的生活地,“我带着我的家人去那儿绾草而居,我们喜欢那里变幻莫测的气候、疯长得不像样的植被、城市里连绵不绝的山脉、每年超过300天的蓝天白云、正在被巨无霸集团大块填掉的蓝色海湾,还有整座城市无所不在的流浪猫狗”。

  当然,邓一光和家人也有不喜欢那座城市的地方,“我们和生活在那里的其他人一样不要脸地吐槽,这些都构成我和家人的肉身生活,有这些就够了”。

  在邓一光已出版的两部深圳小说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和《你可以让百合生长》里,关于深圳的地名俯拾皆是。然而邓一光表示:“我不负责去写深圳是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深圳是数字和规划中的深圳,而我的深圳一定是有条理、情感和文化的深圳,我在写我自己的深圳。”

  邓一光提到,对于某一个地方的书写,无论是马尔克斯的马孔村、莫言的高密乡、苏童的香椿树街,写的都不是现实中的城市,而是创造文化、认知体系上的城市。因此,对于邓一光来说,一部小说如果完全写实,是应该被开除的。所以,你在他的小说中读到的深圳,是熟悉的深圳,却又是精神世界里不一样的深圳。

  他的小说始终有热度

  在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邓一光从一个屡获国际大奖的少年合唱团入手,将眼光投向了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深圳外来务工者子女身上,试图揭示他们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困境。此外,这本小说集中的其他作品也和《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一样,多维度地呈现了一种书写城市底层的面向,包含了底层的情义、底层的挣扎、底层的救赎等主题。

  事实上,很多普通读者对于邓一光的印象还停留在《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硬汉文学”阶段。大家对于邓一光这样的城市书写,多少还是有些陌生的。关于“风格变化”、“写作转型”这样的提法,邓一光自己倒是拒绝多谈,只是淡淡回应“风格的事情我没留意,我不太留意皮毛变化。”

  “很多人的写作是给自己慢慢画圈,邓一光始终是一个生长性的作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是典型的学院派评论家,他如此看待邓一光的转变。

  有人说邓一光去深圳以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调子有点冷,很有卡夫卡式的荒诞感,施战军却不这么认为,“当代文学把情感剃得很光,越写越冷,而邓一光的小说始终有热度。下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去拿到的那个自我价值,在《我是我的神》里有,在今天的城市生态里也有,邓一光的作品里一直有这样的成长元素。”

  要不你

  再给几个问题?

  记者欧阳春艳

  以往联系著名作家,似乎总有那么点难度——电话要么老关机,要么你打通了,人家不接。寻找邓一光的时候,却是意料之外的顺畅,电话响了几声,他接起来,直接问明来意,然后爽快答应下来。

  最令人意外的是,他还没开始回答采访提纲,倒先给我写了封回邮。大意是,这十来个问题我用不了多少字就回答完了,这可以配合你完成工作吗?要不你再给几个问题?我想说的是,这样认真细致与体贴兼备的采访对象,真的极少遇到。

  得到“没关系”的答复后,他用最快的速度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在回答里,他会表达出一些对现实与流行的批判,甚至还会直接对我说“我不喜欢你用的这个词”。这多少会让作为提问者的我有点尴尬,不过他随后也会说出“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的语句,显出善解人意的一面。

  稍后我又进一步提了几个问题给他,他仍然是麻利地回复了。让人感动的小细节是,他居然根据逻辑关系,将新老问题重新排序,再一并发还给我。

  有独立思想,直爽、利落,很多人说,邓一光在武汉的时候,是个朋友极多的人。对此,我除了赞同,还是赞同。

  访谈 记者欧阳春艳

  在强烈困惑下开始我的写作

  读+:深圳确实有一个百合合唱团,《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的故事来源于此吗?

  邓一光:小说的现实起因的确缘于一个合唱团,团名就叫百合少年合唱团。他们得到了无数国际奖项,光数数这些专业成绩,就知道合唱团的孩子们有多了不起。

  我到深圳头一年,一个偶然机会,去百合合唱团看过一次孩子们排练,和两位音乐老师聊了一会天,那次孩子们的练习曲目是非洲音乐家的一首环保歌曲,孩子们模仿大森林的自然之声,非常迷人。

  原本没打算写这个故事,两年后,也是偶然,我和一位朋友聊孩子的话题,我给他讲我在合唱团看到的事情,我讲的内容已经离开现实中我看到的内容了。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它来了,于是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就有了这篇小说。

  读+:《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故事,你以前创作的很多小说主角,也似乎都有在逆境中追求光明的特质,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写作追求?

  邓一光: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立场和价值尺度上的理想主义者,不接受虚无主义主张下的理性写作,但我相信并且一直在用我的写作去确认,人是生命意志和自由意志的产物,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观是最终决定人之为人的那个砝码,独立、创造和自由是个体生命道德的惟一真理。确认这个,我在活着这件事情上才拥有了意义,我的写作也由此产生了意义。我是在深受生命负极强烈困惑和压迫下才开始了我的写作,人性与生俱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足以让我找到我需要的那些力量。

  有人出人头地 有人挣扎在平庸中

  读+:书中的主角兰小柯、兰小宝是深圳打工者子女,你接触这样的孩子多吗?他们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邓一光:作为小说家,我不替任何人、任何族群代言,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他们的困境是什么。直白地说,我怀疑社会学谱系上的归类对文学的发现是否有意义。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原住民3万,户籍人口300万,非户籍人口1000多万,可以这么说,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打工者,虽然我很不喜欢这个词语。所以,不管愿不愿意,我在这座城市里认识的人,接触到的人,他们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求生存,求发展,有人出人头地,有人始终挣扎在平庸甚至苦难中。

  这种个人与城市的共构关系会延续到生命终结,而且会把命运的基色带给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都可能是“兰小柯”,如此,他们构成我小说中的人物。

  读+:你在小说里写“歧视有了进化后的变种,不是抛弃,而是关怀”,这是你的真实感受吗?

  邓一光:我的观点另论,这是小说中主人公兰小柯的感受。这种观点出现在20年前,你会指责它大逆不道,现在应该被社会接受了。

  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兰小柯的感受,他们仍然会为这样的观点吃惊,因为他们久徊不去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好说明了假以关怀之名实施的歧视之实,不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大量存在,在人性深处也普遍存在。

  事实上,社会制度乃至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大量对个体意志的歧视,这正是兰小柯这个人物精神叛逆上的时代性表达的意义。

  我没打算融入深圳

  读+:“干物女”、“蕾丝边”,你在小说里用了不少流行词汇,并且你的写法也非常现代,很多人因此甚至不相信你是位50后?

  邓一光:人们读《变形记》,不会想卡夫卡能不能变成甲虫,读《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不会想卡尔维诺是不是脱世于建筑师。金圣叹在《水浒》批注中提到人物塑造法则,“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他说写刽子手不必杀人,写妓女不必侍客,说的是生活与写作的关系。人物塑造是写作的基本功,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相反,很难想象一个缺少仿真能力的小说家能写出让人信服的小说。

  读+:作为一个到深圳并不算久的“外地人”,你已经融入这座城市了吗?写深圳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邓一光:我没有融入这座城市,很难融入,也没有打算融入。我的年龄比这座城市大,它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了,但它的成长是裂变式的,我得一天天的成长。在这一点上,我和城市永远都不是同类,也不可能成为同路人,充其量,我只是一个城市的过客。

  我不会成为我生活的城市的代言人,以城市的立场,以及别的什么人的立场写下任何文字。我只写我认知中的生活,这个认知与其说依赖地理学意义上的城市,不如说依赖于对城市特征密码的好奇心、对城市生活细节的追索欲望,以及借助想象力而企图展开的精神建构,所以,我写的不是深圳,是我的深圳。

  每年写小说不超过3个月

  读+:以前你每年都有几个月去森林、草原、沙漠,现在还去吗?你似乎不太喜欢城市,但你最近的小说,又都是讲的城市里的人和事?

  邓一光:这些年行动不太方便,腿脚、视力都有障碍,很少去那些地方了,只能空怀远行之心,实在是久违了。

  不过对我来说,城市不乏另一种隐结构中的森林、河流、草原和沙漠,不乏遮天翳日、浪淘风簸、一碧千里、动物凶猛,如果你读过我这些年的小说,你会发现它们。

  读+: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会有继续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吗?

  邓一光:目前没有。年轻的时候有,那个时候心高气盛,总有写不完的东西,非写不可的东西,担心写不完,担心受不了别的诱惑而放弃,会用计划来控制自己,现在用不着。

  我这几年一直写短篇,5年,写了30篇,出了两部小说集,第三部在编,有点泛滥。我猜这和南方的气候有关系,阳光充足,雨水多,一年有几个台风,根本停不下来。

  实际上我一直在停,每年写小说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都是在春天,凤凰木盛开的时候是我最疯狂的时候,木棉花一落我就泄劲了,有好多念头都死在木棉花落尽的时候。

  争议都没有,就连真实都没有了

  读+:最近每个文学奖项出炉,几乎都伴随着争议声,你对文学评奖的机制以及争议等问题怎么看?

  邓一光:有争议比没人搭理好,至少有人惦记着,吵两嘴不是什么坏事。如果连争议都没有,就连真实都没有了。我对评奖关注不多,也不大了解其中的机制。我不看电视不读报,没有QQ微博微信,恐怕没有什么资讯可谈。

  读+:近期都在读些什么书?哪个作家是你特别喜欢的?每天是怎么安排阅读时间的?

  邓一光:刚读完桑德尔的《反对完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正在读南兆旭的《深圳自然笔记》,还有一本有趣的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我不会去喜欢作家,我喜欢诱发我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作品。我不是勤奋的阅读者,我的阅读量不大,每天能有两三个小时已经不错了。


责任编辑: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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