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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忠:百家讲坛上的富商教授

2007-11-28 16:21 来源:齐鲁周刊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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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对钱文忠的采访里都有这么一个介绍:“作为国内少数几位专门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钱文忠传承了季羡林的学术薪火。1984年,季羡林老先生以73岁高龄,在北大重开了停招多年的梵文巴利文专业,就是为了招收钱文忠为徒。”

  他是一个教授,更是一个奢侈、时髦、风趣、温和、能让旁人愉快的男人。这样的人,学问上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这可能就是他在《百家讲坛》主讲《玄奘西游记》如此令人心动的原因。季羡林“最后一个”梵文门生

  “我对那种稀奇古怪、离自己特别遥远的东西,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兴趣。”

  写信给季羡林表达想学习梵文的愿望时,钱文忠才17岁。

  家族世代都有读书人,父亲在“文革”前读英国文学,家人给他的空间很大,尤其在选择专业上从不干涉。而且在华东师大附中读书期间,钱文忠还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郝陵生。

  “这个老师很奇怪,他上课的时候经常会讲点儿离我们很远的题外话,讲一流学者的情况啊,或者学术界最前沿的问题,这是个学养极好的老师,所以我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教师,伟大的教师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的。不经意间他影响了我,他提到了季羡林先生,提到梵文没什么人研究了,也没有年轻人去学了,因为这个学问要青灯古卷嘛,很枯燥没什么用,也不能靠它谋生的。郝老师无意中说了,我就给季先生写了一封信,季先生那时候是北大的副校长,管文科的,老爷子还给我回信了。我就问老爷子还招不招学梵文的学生,如果招收的话,我就去考。我对那种稀奇古怪、离自己特别遥远的东西,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实际上1984年那年梵文招本科班是建国以来第二届招生,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班大概跟我是有点儿关系的,当然不能说是我的这封信决定的,但这封信影响了季羡林先生,因为他觉得那时候没有年轻人来学梵文,他突然发现还有愿意学的,所以又招了一个班,8个人。”

  但最后坚持到底的,就他一个人。

  钱文忠说这个结果很正常。“因为那时很少有人是第一个志愿考进去的,大多数人就是报考志愿时填的是服从分配,等于说,那些人是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我们班的那些学生都很厉害的,现在在别的领域做得都很成功。”

  如今,没有放弃梵文的钱文忠一样很“成功”,他在复旦大学开设梵文巴利文课,虽冷僻却极受欢迎。教室一再换大,依然“人满为患”,气势压过最热门的经管类“赚钱学科”。“但大多数人是出于一种兴趣,或者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比如研究佛教的,研究古代文学和语言学的,他们把梵文作为辅助工具,但要是作为专业研究,那还是很艰难的。”

  即便如此,他也已经比较满足。

  关于他讲课的段子,印象最深的一条如下:9·11刚过,钱教授给文科基地班上课,一些学生显出幸灾乐祸之态,他于是“威胁”要念夺命咒,“意在让他们也尝尝莫名其妙就被夺去生命的滋味”。小小幽默,态度却严肃至极。

  时尚“玩主”

  对于钱文忠的学问,鲜有人提出批评。大多数对他的批评集中在“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比“好吃好喝好玩,不像做学问的,还讲究名牌”。

  他当然不仅仅是学者。他是无锡钱家的后人,那个哺育出钱穆、钱钟书等大师级人物的庞大的江南读书世家。他的夫人是周一良先生高徒,出身上海声名最显赫的盛氏家族。他似乎还是一位成功的商人。陈寅恪先生有言,要保持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便不可以学术谋生,最好是以经商为生。钱文忠践行了这一观念。每周二,他带着司机到复旦教课,逛书店,抱回一堆书。剩下的六天,大部分时间是他颇有点自嘲味道的“玩”,间或照料一下生意上的事情。

  他的书房,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套复式公寓。书房里四处散落着他的许多玩物。书桌上略有些杂乱地摆放着登喜路和大卫杜夫的烟具,笔筒里插满了限量版的万宝龙笔,娟秀的信笺纸上印有“无锡万石钱氏”字样(那几个字正是王元化先生的墨宝),一方质朴而精致的观砚静静地伺在一边。书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拥挤地躺着几个LV皮包,椅子边上立着几幅古字画,椅子下面是一个古锈斑斑的青铜小鼎,“那是西周时候的玩意儿”,钱文忠介绍说——金石碑版、玺印、字画,是他玩的另一大品类。楼上楼下的三个保湿柜呵护着各种品牌的古巴雪茄。楼梯拐角处,一米见方的空间里插满了Honma、Titleist和Callaway球杆,“我现在是80杆出头,属于业余里面还可以的吧。”

  钱文忠一开始也搞不懂为什么有人说自己“讲究名牌”,后来的一次采访才让他知道“原来我用的东西是那么有名的牌子啊”。

  “前一阵儿有个媒体把我身上所有的名牌都登出来了,所以到底谁懂名牌?记者懂啊。人家说的真对,他也没从我手上拿过去看,就放在一边,他就说是三星新款手机,GUCCI的包,我都没注意过。我只是一种审美,觉得质量比较好,或者是看到长辈们用,比如我爷爷抽登喜路的烟,那我也抽这个牌子,当然这个价格也许比较贵,但恰恰对于我还能承受,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的活法比较随心所欲,包括我做学问做梵文,都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此种兴趣的恣意表达,当然得需要强大的财力作为后盾。面对“第一桶金”的问题,钱文忠说“一定是一个编的故事,不会是真实的”。因为“第一笔钱赚来,一定是一个偶然性,当时也不是很清楚的,多少有点出乎意料的。在当时算一笔巨款了,基数以百万计吧,是在很多年前了。当时我马上用它和一些朋友一起收购了几家公司的股权。我到现在为止也不完全知道那些企业的产品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生产工艺是什么,企业怎么运作的。老实说,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如今,这笔钱应该已经至少翻了好几番,具体钱文忠也不太清楚,因为他从来没有计算过。他的企业有专业团队去管,他不管,一年也去不了两次。至于财富,“我们往往有个很怪的观念,就是觉得学者应该安于清贫,你仔细想想这观念对吗?不过人是有责任的,对比较奢侈的生活不能刻意去追求,不能拿学问去换,比如说我这个学问就值多少钱,这个我不干。所以我讲,最好的生活状态是拿左手的钱去养右手的事业,左手对右手不能提要求。”

  我们顶多是个药引子

  “我认为作为学者要做好药物本身,而作为普及工作者要做好药引子。”

  钱文忠说教书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教书决定了我之所以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他受过包括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王元化等等许多老一辈学者的恩惠。“他们是当今国内的顶尖学者,毕生教书育人。我或许只是他们满天下的桃李中年龄最小、学力最弱的一株,但是,我也应该而且也非常愿意用最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我用良心去教书,我不能保证把想说的都在课堂上说出来,但是我一定说真话——自己真正理解、信奉的话。和学生的交流让我愉悦。”

  以前,只是圈里人比较熟悉他,自从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后,很多观众开始熟悉和关注他。钱文忠坦言作为大学教授跟作为《百家讲坛》上的主讲人,后者难度更大。

  “大学教授对每个学生是了解的,我可以提出要求进行考核,但是面对几千万电视观众,你怎么留住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文化水准?普及工作对普及者的要求很高,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专家去尝试做普及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传声筒,仅此而已。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比喻成一方好药来治疗现代人的浮躁和精神上的缺失,那我们顶多是个药引子,药引子单独拿出来啥都不是,药如果没有药引子它还是药,只是药力会受到限制,作为普及工作者我们就是药引子这个东西。我认为作为学者要做好药物本身,而作为普及工作者要做好药引子。”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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